美犹他州新能源项目仍享受退税

(3)特别行政区、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架构。

苏联学者弗拉索夫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一书中引用斯大林的观点指出，共产党对苏维埃国家机关的领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人事的领导，即共产党力求通过苏维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把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并愿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自己的候选人、自己的优秀工作人员，输送到我国重要的国家工作岗位上去。[4] 新监察制度的设置，不仅要做到监察权来自人民，更应做到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避免出现监察权自身缺乏监督的局面。

然而，国家监察委员会针对触犯刑律的案件行使的调查权实质上就是不冠名的刑事侦查权，却无须受到《刑事诉讼法》的约束，这就违背了刑事诉讼法制。同样监察人员的职务也应有相应保障，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有违纪违法犯罪行为的，应由代表团或者一定数额的代表（法律应就此作出规定）提出弹劾案加以弹劾。皇帝对于监察制度之重视，体现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名风宪衙门），地位与中央六部并列，其长官为都御史，为七卿之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员额为一百十人。[19]显然，这种监察权包含审计与弹劾之权，而且只有中央层面设置监察机构，监察机构不能行使刑事侦查权，更不能将调查对象羁押。本着权力制约权力的基本理念，监察权自身不应是不受监督的权力，也不应仅仅是内部监督、自清门户的监督。

不过，不少政治和国家学说、原理和规则毕竟是人们长期以来对于事物发展规律认识的结果，依据现代国家和政治原理、权力分设和运行规则等进行探讨，对于完善一项新的制度，仍然是有一定价值的，此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是也。采取后一种方法，既然不必斤斤计较于抽象的原理和形式性规则，学术讨论就没有多大必要。因此正确地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私法人，公法人并不需要取得私法人的身份才能从事私法交易，如前所述，当第2条宣示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时，应该已为具有公法人身份者，在不行使公权力的情形下因与自然人或私法人为平等主体而保留了适用民法的空间。

对于大陆这样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内化转型的国家而言，当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国家每天面对的问题要远比其他工业国家复杂得多，而人民对于国家的期待也趋于更高，如何善用民法典的工具来提高治理能力，更使得这种可与再管制理念配套的（再）法典化工程，取得了更高的正当性。但整体而言，若仅以部分针对特定事实赋予法定效果的规定为其辐射范围，在总则宣示此一解释原则的形式意义显然大于实质，教义学上能不能挤出一个私法自治的第四维一一环境，目前看来好像过于牵强。但即使确定走这条路，商行为要入典到何种程度，又可有多种不同的安排，订不订债编会更具关键性。分编的问题当然不止于此，大陆学者对于同属私法的民商法间的暧昧关系，说合实分，说分又经常回到民法找规范，多主张制订民法典时已不能再予回避，有学者比较整理过去二十五年24部新民法典的法典化策略，按商行为和商组织由民法典或商法（特别法或商法典）规定共分成四类：大合一小合一小分立大分立，发现明显的主流趋势是整合度第二高的小合一(指仅商合同规定于民法典，商组织仍留特别法规定，共18部民法典可归类于此）。

笔者过去即以荷兰民法创设的可登记财益（registergoederen)为例，认为可登记财益和不可登记财益的二分将来必可替代动产、不动产、权利等作为贯穿交易规范的轴线'也就是当新科技的运用已可巨幅降低登记的信息成本后，财产法的设计已完全不在乎交易目标是动产、不动产、空间。可惜最后在法律行为部分仍然未见处理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规定，让人担心主其事者是不是真的还没意识到此一混沌状态的严重后果。

放眼国际，这无疑会是继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西欧荷兰民法典和从社会主义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俄罗斯民法典之后，最受瞩目的一件大事，当然有高度的研究价值。只是合同法特别肥大，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规范量相对要小很多，侵权责任法则居中，环肥燕痩的结构有欠均匀，从这个角度来看，荷兰民法典的整合方式倒也不失允执厥中。普通法化的民法典在找法上，相对于大而全的法典或部门化的法律，是分中有序而非合中失序。作为法典化后发者的大陆，鉴于其未来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及法典化一次投入成本应有的长程考虑，这样的突破不仅可能，也是最好的机会。

反过来看，一旦民法典高调地设了总则，而把法律行为这样的概念提取到总则，凡依自由意志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除有违反强制规定或公序良俗者，国家原则上都肯认其效力，而发生何种效力，即端视其法效意思为何而定。台湾地区行之有年的判例，大陆也已经有类似的指导性案例的建制，显然都已经看到了司法造法的必要。先是一位民法学者对于草案第1条，承继过去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先例，宣示其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应属多余，有伤追求私法自治的民法典的自主性。体系不仅储存大量规范，而且通过统一的概念和规范间逻辑的排列组合，可内化规则间的矛盾，便于推论出规则适用的优先次序，大量减少找法过程中的搜寻、比较、权衡、记录成本，其效益即十分宏大。

立法上不断彼此复制，专业教育上也不易集中传授共同基本的知识。这一规定，将来有机会还是以调整为宜。

不过若仅以国家管制的思维来评价，把功能相近者放在一起，不论管制政策或工具的配套都会比较有条理，但如果从民法典作为私法自治基础关系的角度来看，法人格的组织差异显然更具基础性，这样的分类便显得本末倒置而有失焦之虞。至于债先于物，一方面，符合一般事物的序列规则。

在自然人和法人之外，又有非法人组织的专章，这个新体例是否代表什么教义学的体系突破？第96条把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等统括为特别法人。法律的每个规范都应有其独特内涵，这是立法学的基本要求，工整完备固然是法典的美德，但不必如教科书一样的反复阐明。大陆这样隆重地制订总则而又以法律行为贯穿轴心，如果连物权行为是否存在都仍不明确，又是为何？ 特写宪法的规范性反而着相 最后也许还可以谈谈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立法争论：宪法的角色。虽然立法者面对现实社会的诸多需求，有时难免将就还是可以理解的，德国民法总则在21世纪初也在自然人章增列消费者和企业，即完全是应欧盟消费者指令而仓促增订，体系上是否妥当，笔者就有相当质疑，《民法总则》在此并未效颦，应该是对的48。大陆的立法者不会不明白这一层道理，其中可能有一些特别的考虑，基本原则的规定主要还是承继《民法通则》，事实上总则继受通则的情形十分普遍，除了基本原则外，在自然人章中为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单列一节，也是一例。因此，如果肯定民法典仍然保有的优势，其实就在于较高的体系效益。

《民法通则》先为初期的市场经济提供残补式的规范指引，等到政策方向确定将全面融入国际经贸体系时，20世纪末出台的《合同法》在法制定位上已和古典民法典契约法的普通法定位一致，取代了经济合同法等部门性的契约法。面对不断涌现且显然更能适应当代民主政治的单行法，民法典的存在如果有助于提升总体效益，即仍可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

特别把这样的公法人规定于民法总则的法人章，好像要在公法人的人格外创造另一个私法人的人格，恐怕是治丝益棼。大陆此时此刻制订民法典，有其后发和主体的优势，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走到必须深化的阶段，也因其内在的一些矛盾而有其劣势。

不过仔细阅读绿色民法典的相关主张会发现，这里涉及的价值权衡一一如发展与环保一一既仍须交由政治部门审时度势去作阶段性决策，绿色民法典中某些明显可归类于公共政策主张者，如控制生育、环境权人格权化等，显然更适宜借助公法工具，以维持民法典的政策中立（中立原则）。从小括号到中括号，中括号再到大括号，把公因式不断往外提。

怎样在古罗马法开始建构的概念和规则体系中不断发现盲点。但环境确实已经是世人无可回避、也不能走回头路的议题，正如前面在比较无争议的人性规则外，也肯认了具有指导性质的效率规则，环境思维背后的资源可持续性好像也可从古老的罗马法得到相当的印证，并反映于近代的民法典上。相对于商法和知识产权法的过于庞大，人格权单独成编则有规范量过于单薄的问题，看起来这仍将是未来决策上最大的难题。客观地说，日本人是在一百年前因匆忙完成混合继受才犯此错误，情有可原，事到如今财产法教义学已经有点积重难返。

这三十多年，可以说是从部门民法到小法典，再走向大法典，最后又还是回到了部门民法。立法者在既有体系的基础上，更精准地掌握下一个立法如何更好地嵌入既有的体系，哪些必须着墨较深，哪些可以大幅省略。

而且剑及履及的分配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其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法学会则是共同参加单位，2016年7月即已向社会公布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并说明整部民法典的立法计划，2017年3月如期完成总则的立法，接下来计划再用最长三年的时间审议其余各分编。2014年重新吹起编纂民法典的号角，这些学者努力的成果，加上最近十年个别领域产出的教科书和论文，提供了法教义学的丰富资源，已可比拟19世纪末期德国编纂民法典的盛况，最终会产生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大家都拭目以待。

特别是对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公私问题夹杂，最好一次讲清楚，而不必在普通一特别之间来回逡巡，机关和民众都很难跟得上这样的法典模式。但也有不少学者坚持追求逻辑性、体系性的民法传统。

一个世纪前又因德国民法典的问世，带动了制订民法典的风潮，在风格上不尽相同的瑞士、巴西民法典等一一出台，明显受到德国民法典影响的则有苏联、土耳其和遥远的日本、泰国、中国。道理如此明显，所以笔者认为立法者未必真的有封闭体系的想法，或许只是想让法官造法的问题由实务和学说去发展。从第97条规定承担行政职能、第99条和第100条提到行政法规、第101条有关自治组织法人的规定，可推知这里讲的就是不同形式的公法人，只因为要明确化这些公法人可否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可以从事私法活动，而特订专节。但民法典的核心任务既已定位于基础民事关系的宣示，从目前考虑的各分编也已可大致掌握其各自主要的指导原则，则作为基础中的基础的总则，该有什么内容，即不能再说无从下手。

但这几部民法典在抽象建构基础民事关系的风格上其实都与德国民法典无太大差异，而和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意大利民法典那样大而全的规范风格截然不同。不过台湾地区法在习惯之后也只多了三个字：依法理，不像瑞士法明确要求法官参酌学说和实务，但什么是法理，除了学说可否涵盖法院稳定的实务见解，一如在法国法上常用的jurisprudence constante，当然还有解释的空间。

另有关于民事权利（第5章）与民事责任（第8章）的专章，不同于德国民法总则的权利行使与正当防卫。笔者认为这样的对话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与其话赶话地连回旋空间都不留，不如仔细聆听发言者的深刻用心，双方未必都有什么恶意。

法人分类显示体系思维不足 总则用了最多条文处理主体的问题，比较特别而且引起较多讨论的是法人，不同于多数民法典有关主体（含法律行为、权义、责任）的规定，从其为意思表示及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方式的本质差异切入，浑为一体的自然人是实存的人格，这些都不难理解及确认。但另一方面，也诚如龙卫球教授最近在一场研讨会中所指出的，新科技带动的新经济关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形成和发展，在财产法制未及响应以前，常常只能按丛林法则来办事。